今晚,你要点哪一道?──从《纽约客》的中国食物短诗争议看全球

对于生活圈位于台北市中心─在我定义下为商业活动与住宅密集的大安、中正、中山、松山、信义等一带的区域─的市民来说,一天的三餐或许不是一件特别让人操烦的事情。大马路上的精緻餐厅以及小巷弄内的小巧麵摊往往都在行走範围之内;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住在南边郊区文山区的学生来说,由于租屋处没有开炊,而社区内又大多只有开着车前往信义区或公馆等商业中心上下班的中产家庭,整个社区几乎没有任何餐饮业可言,我更曾在两周内看着两间仅存的早餐店消失,三餐是着实让人烦恼的。

近来梅雨季即将开始,间歇的大雨总让我必须趁着短暂停雨时,骑着机车到邻近的闹区万芳医院的附近买便当。有晚,竟发现一间偶尔去去的学生便当店把店内所有的主菜便当都调降至台币55元,吸引一堆附近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前去排队。对我来说,除了跟这些学生们一样有见猎心喜的心态以外,脑中同时也闪过了一种微微的哀戚感─这样的降价简直就像是台湾夜市常见的跳楼大拍卖一样,竖旗似的预告它即将到来的灭亡。或者,也暗示了已经够稀少的饮食选择又将再度减少。

前几天,美国文艺杂誌《纽约客》(TheNewYorker)登了一篇白人诗人CalvinTrillin写的争议性诗作〈他们花光省分了没?〉(“HaveTheyRunOutofProvincesYet?”),内容主要是关于一个美国的老饕抱怨着美国大都市如今越来越多不同的中国菜,一开始只有广东菜,后来又有四川、上海、杭州等等省分的特产。可想而知,这首诗一定招来亚美族群(AsianAmerican)以及新一代华裔移民的抗议,因为这显然就是诗人从白人种族主义(racism)的立场去简化中国文化,希望将中国/中华化约成一个可以简单理解的族裔单位。我并不认为亚美族群的愤怒及其所坚持的身分政治正确性有什幺问题,毕竟亚裔仍旧不可否认地在美国是弱势族群,而所有新移民也都不是全是科技新贵,其实仍有许多移民必须藉着贩卖自身的「家乡菜」来维繫生存。Trillin的诗作透露出一种对于日渐多元的中国移民的右翼式反弹,简直快要与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川普(DonaldTrump)沆瀣一气,不可避免的会伤害到底层移民。

不过,若是从这个诗人后续的反驳去思考,其实可以理解他是(粗糙地)藉由诙谐(parody)的形式在反讽全球资本主义在大都市藉由异国食物製造出来的假文化多样性(毕竟他的职称包括了幽默作家),而这些不同食物的背后或许只是企业想要炒作而开发出来的新花样而已。某种程度上,或许连黄颐铭(EddieHuang)这样在美国贩卖台湾割包的台裔美籍二代实业家也是依靠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才得以成功的也说不一定。

今晚,你要点哪一道?──从《纽约客》的中国食物短诗争议看全球

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让人想起了柏克莱大学英文系的亚裔美籍学者ColleenLye在一场演讲所说的:美国对中国的想像常常化为某种文化形式,如小说、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而形式背后暗指的当然是当代的中美政经关係,也就是在贸易日益频繁的过程中,逐渐亲密地分不清你群我群,但却又害怕着对方侵占彼此商业利益的双面刃。这使得中国/中华的形象同时带有亲切的家庭感以及陌生人的恐怖感的角色/形式:Lye以最近的大众畅销书《虎妈的战歌》(BattleHymnoftheTigerMother)的新自由主义式勤勉以及《没有中国製造的一年》(AYearWithoutMadeinChina:OneFamily'sTrueLifeAdventureintheGlobalEconomy)的怀旧式的国族主义两种趋势作为说明,指出美国大众目前对中国的想像往往是充满矛盾的。大都市中日益多元的中国菜同时引起一种猎奇式的拥抱以及排斥性的厌恶也因此似乎不是那幺的让人惊讶,即使这个「中国菜」也几乎全然是跨国资本所建构,而非遥远想像的「中国」正在实际进食的。

今晚,你要点哪一道?──从《纽约客》的中国食物短诗争议看全球

让我们回到台北市的万芳区。

当你同时住在一个「本地」食物必须降价求生存,而不同的「异国」料理─许多往往是直接来自异国的公司─却不断调升价格,甚至藉着网路媒体製造风潮的时候(Trillin描述的中国菜不就跟台北市民每天不断地在讨论哪间新的日本拉麵店又开张一样吗?),一种奇妙的分裂感也随之升起。这些食物真的是存在同一个都市里吗?在「全球都市」(看看台北市官方多幺喜欢举办国际活动)大开旗鼓的「跨国」料理店,确实正在如同诗人Trillin讽刺地说的不断增生,藉此累积跨国财富,同时造成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不过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却也提供了丰富的饮食想像,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的跨国交流。

当我们住在一个在地与跨国性并存的社会时,我认为仅仅只是提出一种世界主义式(cosmopolitan)的拥抱立场或是保护在地文化的国族或草根立场都是不够的。换句话说,Trillin的中国食物诗事件所提醒我们的,正是身分政治之于日常生活的一种侷限性:面对大都市中许多文青、雅痞喜爱追求的多元文化,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吃掉更多新花样,或是全面性的拒绝他们吗?不。我想,若是要处理Trillin或是台北市这种全球都市面临的问题,我们仍旧必须回到阶级的观点。

从阶级观点来看,你会发现,台北市并不是什幺区域都享受的到异国美食、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异国美食、不是所有在地店面都可以与异国美食互相较劲。你会发现,当热门餐厅不断涨价到不合理的程度但仍旧吸引排队人潮时,便当店必须降价到穷学生才买得起的价格来增加买气。你会发现,花钱,你就吃的到全世界;没有钱,你就必须冒着生命危险用免洗筷吃着可能捲入食安问题的小吃摊。

当然,对于多数的人而言,生活是常常两个端点的混和,而我不只是指偶尔花花钱去吃餐厅。更有趣的是,万芳医院降价的那间便当店,卖的虽然是「台式」便当,却在每道菜色上加上一个异国名称:「苏格兰烤鸡」代替烤鸡腿、「和风炸猪排」代替炸猪排、「加勒比鸡排」代替加了辣酱的鸡排⋯⋯你可以发现,异国文化形式在这里成了刺激买气的糖衣。或许这告诉我们:本来食物就没有绝对的「在地」与「国际」之分,所以我们应当对各种食物通盘接受。但或许,这也告诉我们,在全球资本持续扩张的情势下,不管你使用了什幺形式包装自己贩卖的食物,收入的差距只会持续扩大,而消费者们吃到的食物品质也会持续的摆荡,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更是会得到更加全然不同的饮食体验。「今晚,你想要点哪一道?」从来就不是一个像是综艺节目那样简单而对等的问题。

那晚,我最后买的是「台式控肉饭」,因为它是整间店唯一剩下的菜色了。